引 言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對性賄賂的制裁限于行政處分層面上，懲罰力度很有限。因此，很有必要對于我國刑法是否需要、能否將“性賄賂”入刑為罪的問題進行一番專門和系統的研究。
通過性賄賂的出罪派和入罪派從刑法精神、立法例比較、國際發展趨勢等方面展開論述。筆者認為，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性賄賂入罪沒有必要獨立成罪，可以考慮通過司法解釋調整現有賄賂罪刑度適用的情節，以緩解立法者的壓力。
一、性賄賂的概念與種類
賄 賂
賄賂一詞，原本是指用財物收買握有某種權利的人，也指這種財物?！冬F代漢語詞典》解釋“賄賂”就是用財物收買或者是用來收買的財物。但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生產力日益發達，生存需要早己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社會需要、精神需要，行賄者若想達到行賄的目的，手段、媒介可謂是應有盡有，如為行賄對象提供商業秘密、內幕交易信息，給行賄對象一定社會榮譽稱號，為行賄對象提供性服務等，這些行賄手段都達到了和財物行賄一樣的效果。所以“賄賂”一詞也隨時代發展變化而被理解為“用財物或者不當利益收買別人”。當性被用來收買別人時，性賄賂就出現了。
性 賄 賂
性賄賂，即權色交易，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與另一方發生性關系以達到滿足自己需求的目的，而另一方或利用自身姿色與對方發生或者保持不正當性關系，或借用、雇傭美色勾引對方，從對方手中獲取財物和利益。
根據這一解釋，學界通常把性賄賂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直接性賄賂，第二類是間接性賄賂。
直接性賄賂，又叫親為式性賄賂，即行賄者本人直接向受賄者提供性服務，以獲取各種非法利益，既可以是為本人謀取非法利益，也可以是為第三人謀取非法利益。
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是行賄人懷著獲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向公職人員提供性服務，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滿足性行賄者的要求，這一種權色交易通常很少夾雜情感因素，把它稱之為赤裸裸的權色交易；第二種是公職人員的情人之類的人，向公職人員提供性服務，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情人斂財或者滿足其他非法要求。這一種可能有感情因素夾雜在一起，致使交易的因素會比較模糊，但本質上也是權色交易，這種稱為情人型權色交易。
間接性賄賂，又叫雇傭式性賄賂，即行賄者為了獲取各種利益，雇傭、利用第三人向受賄者提供性服務，并支付相關費用?，F理論界大部分論者認為第二類性賄賂和提供免費旅游、資助子女出國留學的性質一樣，支付了相關費用，可以折算為金錢，本質上仍然是權錢交易，以行賄、受賄罪來懲處不存在理論上的障礙。
二、“性賄賂”入罪的理論爭議
支持入罪
以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孫國祥等為代表的學者支持將性賄賂入罪。
理由如下：
1.性賄賂與財產性賄賂具有同樣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有數據表明，在近年來的腐敗犯罪案件中，幾乎90％的案件都交錯著各式各樣的色情交易。賄賂誘發職務犯罪，給國家、社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嚴重破壞了經濟秩序。性賄賂不但作用巨大，持續時間也較財物賄賂更持久，財物賄賂通常是一次或多次賄賂才能獲得一項非法利益，而性賄賂則是一次賄賂就能得到多項非法利益，危害性比財物賄賂更大。
2.刑法之外的其他規制手段對權色交易的規制效果差
道德對權色交易的規制蒼白無力。以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人民法院第(2018)閩0902刑初35號案件為例：被告人黃文鋒、胡林森作為受國家機關委托查禁犯罪活動的警務輔助人員，屬于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多次接受在培英社區從事容留賣淫活動的張某、游某、李某夫婦的吃請，并接受李某夫婦提供的性賄賂。
但因性賄賂無法已受賄罪定罪，最終只能以構成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進行處罰。最終對該兩名被告僅判處拘役三個月十三日。
反對入罪
以高銘暄、陳興良、張明楷、周光權等學者為代表反對將性賄賂入罪。
理由如下：
1.“性賄賂罪”中所涉及的性與傳統行賄、受賄中所涉及的財物不同
性行為和人身自然屬性不可分離，不像財物具有可轉讓性。行為人在實施財物賄賂時，財物僅僅是行為的對象和工具，但如果實施的是性賄賂，那么除了受賄者本人的性行為之外，還有他人的性行為。如果將性賄賂規定為犯罪，就會導致“性行為是商品或工具”的謬論，這違反我國基本的社會道德倫理。
2.違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我國傳統上認為性行為屬于道德范疇，而道德觀與法律觀是兩個并行的意識形態，法律不是萬能的，不能用法律來規范道德層面的事情。性賄賂中的賄賂行為雖然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是作為賄賂的媒介“自愿性行為”應該由道德來規范，法律保護公民的性自由權，只對違反當事人意志的強奸、強制猥褻婦女等犯罪加以規制。性賄賂中的行為都是自愿發生的，且性是極具隱私的行為，將其與賄賂搭配公之于眾有擴大刑法的打擊范圍、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嫌疑。
3. 將性賄賂入罪在司法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
這主要體現在量刑難、取證難和“感情”界定難，即“性賄賂罪”無法量化?，F行刑法典中的賄賂犯罪仍然屬于職務性經濟犯罪，與財產或財產性利益不可分離，屬于數額犯。受賄罪中的量化根據財物價值規定了四個檔次。而“性賄賂罪”卻無法量化，將其作為行為犯、次數犯或結果犯來定罪量刑均存在難度，亦不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刑事原則。
另一方面，性賄賂的隱秘性決定了性賄賂入罪取證存在困難，取證的著眼點、切入點較少。所以，在性賄賂案件中就很少能得到犯罪現場的相關證據，除了當事人的供述難以有其他證據支持，不能形成證據鏈，造成“孤證”難以證明的局面，倘若將性賄賂入罪只會導致付出大量司法資源而收效甚微。
三、“性賄賂”入罪的理論分析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權色交易有很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這一點，反對入罪的學者也是承認的：反對者主要從立法技術和司法實踐的層面覺得入罪不合理、不經濟，這些理由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性賄賂背后赤裸裸的權色交易，直接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其破壞性和社會危害性不亞于權錢交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已有相關立法例
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關于性賄賂的立法規定。
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規定，公務員索取和接受任何其它服務等利益的構成受賄罪；其第5條規定，任何人士無合法權力或適當理由，向公共機構雇員提供利益，誘使其以任何方法濫用其職權的行為，構成行賄罪。這種利益包括：①禮物貸款、費用、報酬或傭金，形式包括金錢和其它任何財產之權益；②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③責任的免除；④其它任何服務或優惠等。
臺灣地區“刑法典”第121條規定：“公務員或者仲裁人對于職務上的行為，要求期約或者收受賄賂或其它不正當利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逼渌徽斃鎰t指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者滿足欲望的有形或無形之不正當利益，包括經濟利益與非物質性利益或精神利益，因此當然地包括性服務。
擴大規定的必要性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該公約第15條、第16條將賄賂罪的對象規定為“好處”，這自然包括非物質利益，性賄賂亦當然在其范圍之內?！堵摵蠂驌艨鐕薪M織犯罪公約》第8條第1款規定，行賄罪是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提議給予或給予該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應有的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受賄罪則是指“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不應有的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梢?，其規定的“賄賂”不僅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性服務作為一種非財產性利益當然也包含在其中。
我國已分別于2003年12月10日和2000年12月12日簽署了上述兩個公約。意大利、印度、聯邦德國、日本等許多國家都將非物質性利益納入賄賂罪的規范之下，進一步擴大賄賂所包含的內容是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但我國對于賄賂罪的相關規定中沒有對國內法與國際條約發生沖突時如何適用的規定。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利用財物或其他手段進行賄賂”的規定就是包含了非物質利益賄賂內容的，這就造成了《刑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不一致，存在嚴重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行為有可能在刑法上沒有對應的規定，導致行政罰與刑事罰不對接。由此看來，無論是從與國際條約接軌來看還是保持國內法規定的一致性來看，刑法規定的賄賂的內容都應該在實質上作出擴大規定。
四、“性賄賂”入罪的量刑思考
1、不應以性服務的資金數額作為量刑依據
眾所周知，性賄賂不像“財物賄賂”可作量化區分，很難分檔設計法定刑，所以不應以性服務的資金數額作為量刑依據，而應以賄賂行為所導致的社會危害程度作為量刑的主要標準，并把受賄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取的非法利益、給國家財產造成的損失以及對國家機關正?；顒釉斐傻钠茐牡惹闆r綜合起來進行考慮。這樣一來就會大大加強操作的可行性，減輕取證量刑的難度。
2、明確相關特殊量刑情節
不妨從以下幾點認定情節嚴重或特別嚴重：
①利用職務便利，以刁難、要挾或乘人之危等方式要求提供性服務的；②因接受或要求性服務而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的；③主犯、教唆犯、累犯及打擊報復舉報人的；④作案后強迫提供性服務的人作偽證或阻撓其作證的；⑤給國家、集體、社會利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可確定一個幅度）或嚴重的政治、社會影響及其他重大損失的；⑥使提供性服務的人遭受嚴重的身體傷害或使其家庭關系遭到嚴重破壞的；⑦其他嚴重情形，如要求或接受多人、多次性服務的。因性賄賂犯罪無法用金錢數額來表示，故可根據上述情節輕重的情況予以處刑。
3、可設定處罰原則
考慮到我國現行《刑法》的相對穩定性、連續性、平衡性，可設定以下幾個處罰原則：①刑罰幅度可根據上述情節輕重的認定分情節一般、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幾個檔次，分別參照財物賄賂罪的量刑標準予以處罰，但不存在沒收財產的問題；②對行為人要求提供性賄賂的應從重處罰；③行為人因得到性賄賂而進行違法活動構成其他犯罪的，應實行數罪并罰；④可以參照國外單處或并處剝奪權利或停止職權資格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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